苏州园林假山形成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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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地处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处，是中国内陆重要的转运点，因由经济和运输作为纽带，历史上曾是一个繁华之都，也是官吏理想的退隐之地。苏州园林假山的兴盛主要是经济繁荣，民风使然。北宋以前，苏州的园林常是挖池堆山，假山以土筑为主。至宋徽宗造艮岳，自朱勔以花石媚上，“垒为艮岳”，从此苏州叠石之风盛行。明初朱元璋对苏州的文化阶层进行了整肃，造园处于停滞阶段。到明代中叶，随着中央集权的松弛，促生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经济和文化活力，明嘉靖时，“……吴中富豪竞以湖石筑峙，奇峰阴洞，至诸贵占据名岛为凿，凿而嵌空妙绝，珍花异木，错映阑圃，虽闾阎下户，亦饰盆岛为玩，以此务为饕贪”，所以“从明嘉靖以后到清代鸦片战争以前，苏州一直是一个高度繁荣的城市，因此民间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传说。”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上海开埠，“才取苏州而代之”。城市经济的发达，社会生活的安定，加上优越的自然条件，一些官僚士绅纷纷选择苏州作为退隐的乐土，他们尤其服膺于白居易的“中隐”思想，不出城市而能享山林之胜。士绅的豪奢必然带来民风的奢靡，而其造园之炽，亦日甚一日。尽管遭受了“庚申(1860年)之变”和各种变迁，到1990年已修复和保持基本原貌的古典园林和庭院尚有62处。其次是苏州有着淫巧奇技的百工士庶。苏州自古就出能工巧匠，如春秋冶铸名匠干将、莫邪，三国东吴时有“针绝”之誉的刺绣名手赵夫人，唐代有“塑圣”之称的雕塑名家杨惠之，宋代“以捏婴孩名扬四方”的泥人袁遇昌，到明清两代达到顶峰，能工巧匠几乎覆盖各行各业。袁宏道的《时尚》、张岱的《陶庵梦忆》等均列举有一系列诸如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等吴中的名家绝技。当时的社会风气已从唐代韩愈所鄙视的“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人才价值观中走出来，“而其人且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苏州的明清叠山匠师中有一些如周浩隶、周秉忠、计成等懂绘画的叠山名家；同时，一些文人、缙绅亦因造园自娱，常躬亲其中，助长了园林叠石之风的盛行。最次是苏州近郊有着丰富的掇山资源。筑山必须用石，产于太湖西洞庭山的太湖石一经中唐文人的追捧，到宋徽宗造艮岳广采其石，因而受到以后历代造园家的青睐，但因其过度开采，到了明末已是资源枯竭，这便出现了资源更为广泛的新的假山石种：黄石。从此，苏州园林中的黄石假山与太湖石假山开始分庭抗礼，占据了园林假山的半壁江山。好事之徒常将太湖石和黄石假山集于一园之中。而其他石种如武康石历史上虽有记录，却少实物。石笋石、斧劈石等常作点缀之用，苏州昆山所产的昆石从宋代开始也只是仅作案头清供或作盆景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