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私家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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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20年东汉灭亡，军阀、豪强互相兼并，形成魏、蜀、吴三国各据一方。其后虽经西晋的短暂统一，但不久塞外少数民族南下中原相继建立政权，汉族政权则偏安江南，又形成南、北朝的分裂局面。直到公元589年隋王朝建立，中国才又恢复统一。


    这三百多年的动乱分裂时期，庄园经济的发展，巩固了豪强和门阀士族的势力，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瓦解，影响到意识形态上的儒学独尊，人们敢于突破儒家思想的梏桎，藐视正统儒学制定的礼教和行为规范，向非正统的和外来的种种思潮中探索人生的真谛。儒、道、佛、玄诸家争鸣，彼此阐发。思想的解放带来了人性的觉醒，促进了艺术领域的开拓，也给予园林以极大的影响。造园活动普及于民间，而且升华到艺术创作的境界。私家园林大为兴盛，寺观园林也开始出现，从早先的以皇家造园为主流，变成为皇家、私家、寺观三大园林类型的并行发展。所以说，这个时期乃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的一个承先启后的转折期。


    魏晋之际，皇室、士族、外戚之间以及士族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斗争的手段不是丰厚的赏赐便是残酷的诛杀。知识分子一旦牵连政治斗争，则荣辱死生毫无保障，于是，消极厌世和不满现状的情绪与日俱增。他们之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名士”，持任情放荡、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反抗传统礼教的束缚，寻求个性的解放。其具体行动则表现为饮酒、服食、狂狷和寄情山水，即所谓的“魏晋风流”。


    在战乱频繁、命如朝露的残酷现实生活面前，又迫使人们对老庄哲学的“无为而治、崇尚自然”的再认识。所谓自然，即否定人为的、保持自然而然的状态，而大自然山林环境正是这种没有人事扰攘的、自然而然状态的最高境界。再者，玄学的返朴归真、佛家的出世思想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对大自然的向往之情。名士们大多是玄学家，倾心老庄和佛理。他们经常通过“清谈”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论证人必需处于自然而然的无为状态才能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而名教礼法则是虚伪的表现。以后者为纲的现实社会中既然充满了虚伪，那么只有永远处于自然而然状态的大自然才是最纯真的，这种真，同时也表现为社会意义的善和美学意义的美。这就是名士们寄情山水的思想基础，也就是魏晋哲学的鲜明特征。


    处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主导下，社会上逐渐形成游山玩水的浪漫风气。文人、名士们都喜欢啸嗷行呤于山际水畔，一旦入山，便流连忘返、数日不归。先秦以来的“祓禊”风俗亦消除其神秘色彩，演变为群众性的野游活动——“修禊”而广泛流行起来。晋室南渡，江南一带的秀丽风景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游山玩水的风气更盛。南方士族文人谢灵运，为了游山而自制登山木屐，甚至雇工专门为他开路。陶渊明虽然贫穷。亦“三宿水滨，乐饮川界”。一般南渡士人“每至美日，相邀新亭，芨卉饮宴“。至如兰亭之修禊盛会，则传为千古韵事。北方士族文人王羲之、王献之“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晋书·王羲之传》)，号称三吴之一的会嵇山水，更令他们流连不已。因而发出这样的称赞:“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大矣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还我莫非亲”(《世说新语》)。画家顾恺之从会嵇游玩回来，“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这些都是对大自然的景物“有感而发的由衷的讴歌，足以代表当时一般士人的思想感情，亦足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们对自然美的鉴赏能力。诸如此类的情况，在秦汉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是从未见到的。


    山水风景陶冶了士人的性情，他们亦多以爱好山水、能鉴赏风景之美而自负。“(晋)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庚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家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世说新语》)。陶渊明也自诩“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甚至一草一木都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王子猷尝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世说新语》)。还把先秦儒家强调人格与山水相结合的比德观加以引伸，直接借用自然物的形象作为品藻人物的标准。例如，《世说新语》就这样描写嵇康的人品:”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岩玉山之将崩“。


    由于上述的种种因缘际会，大自然被揭开了秦汉以来披覆着的神秘的外衣，摆脱了儒家“君子比德”的单纯功利附会，以它的本来面目——一个广阔无垠、奇妙无比的生活环境和审美对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一方面通过寄情山水的实践活动取得与大自然的自我谐调，并对之倾诉纯真的感情。另一方面又结合理论的探讨去深化对自然美的认识，去发掘、感知自然风景构成的内在规律。于是，有关自然山水的艺术领域大力开拓，对自然美的鉴赏遂取代了过去所持的神秘和功利的态度，成为此后中国的传统美学思想的核心。


    早期的玄言诗很快式微，山水诗文大量涌现于文坛。这类题材的诗文尽管尚处于不太成熟的幼年期，不免多少带着矫柔造作的痕迹，但毕竟突破了两汉的崇景华贵、排比罗列而追求自然恬适、情景交融，不能不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独立的山水画也开始出现了，形式虽然十分幼稚，正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说:“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但毕竟在人们开掘自然美的基础上萌芽成长起来。山水园林和山水风景区的发展则更为显著，它们与山水诗文之间互相启导的迹象也十分明显。奠定了此后的山水园林、山水风景区、山水诗文、山水画此四者的同步发展、互为影响和浸润浸透的密切关系。


    寄情山水、雅好自然既然成为社会的风尚，那些身居庙堂的官僚士大夫们“不专流荡，又不偏华上；卜居动静之间，不以山水为忘”，当然，也就不会满足于一时的游山玩水，更何况这需要付出长途跋涉的艰辛劳动。如何避免跋涉之苦、保证物质生活享受而又能长期占有大自然山水风景？要满足这个愿望，除了在城市近郊开辟可当日往返的风景游览地之外，最理想的办法，莫如营造“第二自然”——园林。于是，官僚、文人纷纷造园，有权势的庄园主也竞相效尤，私家园林便应运而兴盛起来。出现了民间造园成风、名士爱园成癖的情况。


    这时期的私家园林见于文献记载的已经很多了，其中有建在城市里面的城市型私园——宅园、游憩园，也有建在郊外、与庄园相结合的别墅园，由于园主人的身分、素养、趣味不同，官僚、贵戚的园林在内容和格调上与文人、名士的并不完全一样。而北方和南方的园林，也多少反映出自然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差异。


    北方的城市型私家园林，可举北魏首都洛阳诸园为代表。


    北魏自武帝迁都洛阳后，进行全面汉化，并大力吸收南朝文化，人民由于北方的统一而获得暂时的休养生息。作为首都的洛阳，经济和文化逐渐繁荣，入口日增，乃在汉、晋旧城的基址上加以扩大。内城东西长20里，南北30里，内城之外又加建外廓。共有居住坊里220个，大量的私家园林就散布在这些坊里之内。


    城东的“寿丘里”位于退酤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邙山，这是王公贵戚私邸和园林集中的地区，民间称之为王子坊。园、宅均极华丽考究，北魏杨衒之《洛阳伽兰记》这样描写道:


    “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跨。崇门丰富，洞房连户。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


    “入其后园，见沟渎蹇产，石磴礁峣，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


    足见北魏城市私家造园的盛况。园林不仅是游赏的场所，甚至作为丰富的手段。“入其后园”表明园与宅是分开而又毗邻着的。园林里面已有用石材堆叠的“礁峣”假山，建筑物为飞馆、重楼等的形象，“飞梁跨阁”可能类似后世的亭桥或廊桥的做法。


    同书还详细记述了大官僚张伦的宅园:


    “斋宇光丽，服翫精奇，车马出入逾于邦君。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


    “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岭，嵚崟相属，深蹊洞壑，逦递连接，高树巨林，足使日月蔽亏，悬葛垂萝，能令风烟出入。崎岖石路，似壅而通；峥嵘涧道，盘行复直。是以山情野兴之士，游以忘归”。


    从这些描述看来，张伦宅园的大假山景阳山作为园林的主景，已经能够把自然山岳形象的主要特征，比较精炼而集中地表现出来。它的结构相当复杂，显然是以土石凭籍一定的技巧筑叠而成的土石山。园内高树成林，足见历史悠久，可能是利用前人废园的基址建成。蓄养多种的珍贵禽鸟，则尚保持着汉代遗风。此园具体规模不得而知，在洛阳这样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坊里内建造私园，用地毕竟是有限的，一般当不可能太大。唯其小而又要全面地体现大自然山水景观，就必须求助于“小中见大”的规划设计。也就是说，人工山水园的筑山理水不能再运用汉代私园那样大幅度排比铺陈的单纯写实摹拟的方法，必得从写实过渡到写意与写实相结合。这是造园艺术的创作方法的一个飞跃。


    南方的城市型私家园林也像北方一样，多为贵戚、官僚所经营。为了满足侈奢的生活享受，也为了争奇斗富，很讲究山池楼阁的华丽格调，刻意追求一种近乎绮靡的园林景观。这在文献记载中屡见不鲜，例如:


    “(茹)法亮吴兴武康人也，刘武帝即位，为中书道士舍人……，势倾天下，广开宅宇，杉斋光丽与延昌殿相埒……宅后为鱼池、钓台、土山，楼馆长廊将一里，竹林花药之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
　　(《南史·茹法亮传》)


    “广陵城旧有高楼，(徐)湛之更加修整。南望钟山，城北有陂泽，水物丰盛。湛之更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果竹繁茂，花药成行，招集文士游玩之适，一时之盛也”。
　　(《宋书·徐堪之传》)


    南齐的文惠太子于建康开拓私园“元圃”，园址的地势较高，“因与台城北堑等(高度相等)。其中起土山、池、阁、楼、观、塔宇，穹巧极丽，费以千万计，多聚异石，妙极山水“(《太平御览》)。为了不被皇帝从宫中望见，乃别出心裁于“旁门列修竹，内施高鄣，造游墙数百间，施诸机巧”，把园子的华丽情形障蔽起来。


    梁武帝之弟，湘东王萧绎在他的封地首邑江陵的子城中建“湘东苑”。这是南朝的一座著名的私家园林，《诸宫纪事·补遗》有详细记载:


    “湘东王于子城中造湘东苑，穿池构山，长数百丈，植莲蒲，缘岸杂以奇木。其上有通波阁，跨水为之。南有芙蓉堂，东有禊饮堂，堂后有隐士亭，亭北有正武堂，堂前有射棚、马埒。其西有乡射堂，堂前行堋、可得移动。东南有连理堂，堂前?生连理……北有映月亭、修竹堂、临水斋。斋前有高山，山有石洞，潜行委宛二百余步。山上有阳云楼，楼极高峻，远近皆见。北有临风亭、明月楼”。


    此园的建筑形象相当多样化，或倚山、或临水、或映衬于花木，或观赏园外借景，均具有一定的主题性，发挥点景和观景的作用。假山的石洞长达200余步，足见当时叠山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看来，建造湘东苑时在山池、花木、建筑综合创造园林景观的总体规划方面，是经过一番精心构思的。


    无论北方或南方，庄园经济都占着主导地位，门阀士族拥有大量庄园，许多官僚、名士、文人同时也是大庄园主。因此，城市以外的别墅园一般都与庄园相结合，或者毗邻于庄园而独立建置，或者成为园林化的庄园。它们在利用自然山水方面较之城市型私园有着更多的方便条件，园林的造景也相应地表现出与后者有所不同的某些特色。


    西晋大官僚石崇的“金谷园”是当时北方著名的庄园别墅。


    石崇，晋武帝时初任荆州刺史。后拜太仆，出为征虏将军。假节，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此人“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数百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穹水陆之巧”(《晋书·石崇传》)，生活十分奢华。晚年辞官后，居洛阳城西北郊金谷涧畔之河阳别业，即金谷园。


    关于这座别墅园的内容，石崇所作《思归引》的序文中有简略的介绍:


    “五十以事去官，晚年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遯于河阳别业。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柏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鸟鱼。家素习伎，颇有秦赵之声。出则以游目钓鱼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又好服食咽气，志在不朽，傲然有凌云之操”。


    石崇经营金谷园的目的，是为了退休之后安享山林之乐趣，兼作服食吟咏的场所。这是一座临河的、地形略有起伏的天然水景园。园内有主人居住的房屋，有许多“观”和“楼阁”，有从事生产的水碓、鱼池、土窟等，当然也会有相当数量的辅助用房，从这些建筑物的用途可以推断金谷园似乎是一座园林化的庄园。人工开凿的池沼和由园外引来的金谷涧水穿错萦流于建筑物之间，河道能行驶游船，沿岸可成垂钓，园内树木繁茂，植物配置以柏树为主调，其他的种属则分别与不同的地貌或环境相结合而突出其成景作用，例如前庭的沙棠，后园的乌稗，柏木林中点缀的梨花等。可以设想金谷园的那一派赏心悦目、恬适宜人的风貌，其成景的精致处比起两汉私园的粗放，显然不大一样，但楼、观建筑的运用，仍然残留着汉代的遗风。


    金谷园的遗址，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有一段文字记载:


    “谷水过河南王城西北，东至千金堨，又东又结石梁跨水，制城西渠也。谷水又东，左会金谷水。水出太白原东南，南流历金谷，谓之金谷水，东南流经晋尉卿石崇之故居。金谷水又东南流入于谷，谷水又东经金墉城北”。


    所谓“石崇之故居”即金谷园，按文中的描述，大约在今洛阳市东北10公里，孟津县境内的马村、左坡、刘坡一带，正好位于魏晋洛阳故城的西北面，这一带地方发掘的唐墓中有“葬于金谷村”的墓志，足证唐代仍沿用金谷之名，而且还是一处风景游览地，多有当时文人的题咏。如杜牧《咏金谷园》诗云:“凄凉遗迹洛川东，浮世荣枯万古同；桃李香消金谷在，绮罗横断玉楼空”，写的就是石崇的爱姬绿珠坠楼的故事。这里北枕邙山，丘谷略有起伏的地貌与《思归行》序文中所描写的亦相吻合，只是金谷涧现已湮没无存了。现在洛阳火车站附近的金谷园遗址乃是宋人的误会，以讹传讹而至于今(李健人《洛阳古今谈》)。


    东晋以后，江南一带由于北方汉族士族大量迁入而人文荟萃，文化的发展必然要高于少数民族统治下的北朝。加之当地山水风景钟灵毓秀，风景式园林的艺术造诣也有北朝所不及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别墅园林，尤其是文人、名士们所经营的别墅园林，就文献记载的情况看来，这类园林比较普遍，应该说是南方造园活动的主流。从孙绰《遂初赋》中的一段话可以略窥其造园的主导思想:“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却感于陵贤妻之言，怅然悟之。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这就是说，文人、名士们所“经始”的别墅园并不太讲究，甚至鄙夷官僚、贵戚宅园所追求的那种馆阁华丽的富贵气，而更着重于突出“带长阜，倚茂林”的自然天成之美。更多的情况，则是如何选择山水风景地段略加改造，“卜宅相地”而经营之，东晋谢灵运的庄园别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据《南史·谢灵运传》:“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芨会嵇，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谢灵运《山居赋》描写南居的景观:“南山则夹渠二田，周岭三苑，九泉别涧，五谷异?。群峰参差出其间，连岫复陆成其坡。众流溉灌以环近，诸堤拥抑以接远“。并在注文中详述道路的布设结合于组景的情况，以及建筑的点景和观景的效果:“葺基构宇，在岩林之中，水围石阶，开窗对山，仰眺曾峰，俯镜澹壑。去岩丰岭，复有一楼。回望周眺，既得远趣。还顾西馆，望对窗户。缘崖下者，密竹蒙迳，从北直南，悉是竹园”。对北居则这样描写:“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还汀，面山背阜，东阻西倾，抱含吸吐，款跨纡萦，绵联邪亘，侧直齐平”，接着还评述了别墅四面八方开阔无垠的自然环境。


    《山居赋》利用相当的篇幅叙述庄园内的农作物、果蔬、药材的种植情况，家畜和家禽的养殖情况，各种手工作坊的生产情况。水利的灌溉情况等等，勾划出一幅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图景。《山居赋》作为魏晋南北朝山水诗文的代表作品之一，对于大自然山川风貌有较细致的描写，而且还涉及到卜宅相地、选择基址、道路布设、景观组织等方面的情况。这些都是在汉赋中所未之见的，是风景式园林升华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与当时开始发展起来的风水堪舆学说恐怕也不无关系。


    像石崇、谢灵运所经营的庄园别墅，规模不会太小，但比起汉代私园摹拟皇家园林的规模，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在文献记载中，小型的别墅园占着绝大多数，而南方的那些朴素雅致、妙造自然的小园更是屡屡出现在文人的诗文吟咏之中，例如:
　　春夜芳时晚，幽庭野气深。
　　山疑刻削意，树接纵横阴。
　　户对忘忧草，池惊旅浴禽。
　　樽中良得性，物外知余心。
　　(江总《春夜山庭》)
　　独于幽栖地，山庭暗女萝。
　　涧清长低绦，池开半卷荷。
　　野花朝暝落，盘根岁月多。
　　停樽无赏慰，狎鸟自经过。
　　(江总《夏日还山庭》)
　　池亭三伏后，林馆九秋前。
　　清冷间泉石，散漫杂风烟。
　　蕖开千叶影，榴艳百枝然。
　　约岭停飞斾，凌波动画船。
　　(肖悫《奉和初秋西园应教》)


    看来，南朝的文人、名士乃是真正以居处园林，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好赐予。所谓“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的立意，大概就是这类园林所标榜的最高境界。而造园活动普及于民间的情况似乎更胜于北朝，开启了后世文人经营园林的先河。


    私家园林从汉代的宏大一变而为这一时期的小型规模，意味着园林内容从粗放到精致的跃进。造园的创作方法从单纯的写实，到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过渡，也包含着老庄哲理、佛道精义、六朝风流、诗文趣味影响浸润的结果。小园获得了社会上的广泛赞赏，著名文人庾信曾专门写了一篇《小园赋》，誉之为“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私家园林因此而形成它的类型特征，足以和皇家园林相抗衡。它的艺术成就尽管尚处于比较幼稚的阶段，但在中国古典园林的三大类型中却率先迈出了转折时期的第一步，为唐、宋私家园林的臻于全盛和成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