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园林艺术对清代园林艺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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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在中国南方,如扬州等地的一些私家园林中出现了带有西式园林艺术特色的建筑和装饰,乾隆年间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中的西洋楼建筑群,更是对西洋园林全面、完整的模仿。虽然西洋园林对中国的影响到清代早期才达到高峰,而西洋文化的影响在明代末年就开始了。

    明末,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西洋传教士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同时导致了西方的科技文化艺术在中国传播,出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清初,西洋传教士仍旧遵循本土化传教方针,将天主教教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同时帮助清政府修订历法、制造西洋火炮,清廷对他们采取了接纳和宽容的政策。然而,明清之际西方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充满了曲折离奇的斗争,一部分固守封建传统的官僚士绅或文人,本能地意识到西方文化对中国封建文化是一种冲击,不利于封建的专制统治,遂群起反击。顺治年间安徽歙县布衣杨光先在辅政大臣鳌拜等人的支持下弹劾钦天监监印、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抨击天主教,他说“设天果有天主,则覆载之内四海万国,无一而非天主之所宰制,必无独主如德亚一国之理。独主一国,岂得称天主哉”?进而又说,汤若望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清康熙初,清廷终于做出了禁止天主教传教士传教的决定。

       清代雍乾时期,曾经作为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主导的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应用大为减弱,中西文化交流的重点转向艺术方面,西方的绘画、音乐、建筑艺术的引进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产生影响,意大利画师郎世宁等人融合中西画法创造“新体画”、圆明园的西洋式建筑都是出现在这一时期。西方园林艺术对中国园林的影响以这一时期表现最为明显。

    一中西方园林艺术特点
    世界园林主要可分为东方园林和西方园林两大类,前者以中国园林为代表,后者以法国园林为代表。中西园林作为供人游乐赏玩的艺术空间具有共性,然而由于自然观、审美取向的不同,两者的造园理论、造园布局及其审美情趣迥然不同。美国景园建筑学家西蒙德说:“西方人对自然作战,东方人以自身适应自然,并以自然适应自身。”
    1.西方园林的特点。
    西方园林的造园艺术,深受西方自然观的影响,西方人信奉“天人对立,改造自然”的哲学观,强调人改造自然,从而形成有别于东方的美学思想。西方人将数和比例奉为美的最高境界,强调“美就是和谐,和谐有它的内部结构,这就是对称、均衡、秩序,是可以用简单的数和几何关系来确定的”。其总特点强调的是以人工改变自然,无论是建筑物还是山水树木都具有人工穿凿的明显印记,它是运用建筑法则而不是自然法则建造园林。最彻底地运用建筑原则的是法国园林,“它们照例接近高大的宫殿,树木是栽成有规律的行列,形成林荫大道,修剪得很整齐,围墙也是用修剪整齐的篱笆来造成的,这样就把大自然改造成为一座露_天的广厦”。排列整齐的建筑,柱廊、花坛、草坪、雕像、喷泉等均是秩序分明,呈现出几何形状,充分体现了人工改造自然的力量。因此西方园林中处处呈现的平面的、立体的几何形,一切景物均以规整、匀称的形式出现,透视感强,平坦开放,一览无余,从而把自由的大自然纳入规整的建筑系统。

    西方园林的基本布局体现严格的几何图案。平面布局以轴线展开,以建筑物为主体,一般以一座体积庞大的建筑物矗立于园林中十分突出的轴线的起点上,整座园林以此建筑物为基准,园林的主轴线是此建筑轴线的延伸。沿主轴线布置主要景观,两侧有次轴线,之间有直干道和斜干道相连。在纵横道路交叉上形成小广场,呈点状分布水池、喷泉、雕塑或其他类型的建筑小品。道路是笔直的,水面被限制在整整齐齐的石砌池子里,其池子被砌成圆形、方形、长方形或椭圆形,池中布设人物雕塑和喷泉。园林铺设大面积草坪,花草树木严格整形修剪成锥体、球体、圆柱体,草坪、花圃则勾划成菱形、矩形、圆形等图案,一丝不苟地按几何图形修剪、栽植,绝不容许自然生长形状,被誉之为刺绣花圃、绿色雕刻。“园艺要修剪、扶直树木,使每一株树的形状完全不同于处女林中的树木;正如建筑堆砌石块成为整齐的形式一样,园艺把公园中的树木栽成整齐的行列。总之,养花或园艺把‘粗糙的原料’加以改造、精制,是和建筑如出一辙的。”为了突出人的力量,西方园林中广为布置人体雕塑,以显现人体美。园林布局不追求层次感,只有把游览视点提高,才能领略造园艺术的整体美。西方园林不仅布局对称、规则、严谨,就是花草树木也修剪对称方正,从而呈现出一种几何图案美。

       西方园林艺术提出“完整、和谐、鲜明”三要素,体现出严谨的理性,集中表现了以人为中心,以人力胜自然的思想理念。

    2.中国古典园林特点。
    中国园林是一种自然山水式园林,追求天然之趣是中国园林的基本特征。中国古代士人对山水自然抱着敬畏、崇尚的态度,认为人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观,强调人和自然之间的相辅相成,和谐统一。基于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文化传承,中国园林以自然山水为造园的楷模,认为“自然者为上品之上”,“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是中国园林创作的最高原则和审美标准。园林景观呈现的山环水抱,曲折蜿蜒,参差错落,花草树木自然之态,从而获得“不离轩堂而共履闲旷之域,不出城市而共获山林之性”的理想生活境界。

    中国园林在布局上以自然为宗,“今夫山者,天地之山也,天地之为是山也……吾之为山也,非能学天地之山野,学夫天地之山之自然之理也”。园林因地制宜,呈现不规则的平面布局,没有明显的轴线对称,最忌方塘石洫、一览而尽的做法,主张庭园重深,处处邻虚,曲径通幽。空间上讲求“隔景”、“藏景”,“合景色于草昧之中,昧之无尽;擅风光于掩映之际,览而愈新”。要求循环往复,无穷无尽,“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派(脉),则远矣”。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营造出无限的意趣。造园非常注重因地制宜,因山顺势,变化有致,曲折多端的手法。园林造景的山、水、建筑、花木这四要素的布置没有一定的程式,按照自然的形态灵活随意,“因阜垒山,因洼疏池。集宾有堂,眺远有楼有阁,读书有斋,燕寝有馆房,循行往还,登降上下,有廊榭、亭台、、村柴之属”。建筑服从于周围的自然环境,与山水树木相互协调、融为一体,“随基势高下……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亭台楼榭轻灵小巧,翘角飞檐,与周围环境互相穿插融合。植物和树木的栽种和修剪配和山水布置,“着眼在画意,高树和低树俯仰生姿。落叶树与长绿树相间,花时不同的多种花树相间……没有修剪得像宝塔那样的松柏,没有阅兵式似的道旁树”。传教士王致诚在写往巴黎的信中说,在中国园林里,“人们所要表现的是天然朴野的农村,而不是一所按照对称和比例的规则严谨地安排过的宫殿……道路是蜿蜒曲折的……不同于欧洲那种笔直的美丽的林荫道……水渠富有野趣,两岸的天然石块或进或退……不同于欧洲的用方整的石块按墨线砌成的边岸”。中国古典园林的建造正符合中国古代文人居山四法:“树无行次,石无位置,屋无宏肆,心无机事” 的理想园居环境。

    而在审美情趣上,中国园林艺术的美,不仅体现在外在的形式美,而是更加追求意境美。“片山多致,寸石生情”,将客观景致与主观情感相结合,情景交融,借景物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从而使景物富有诗情画意与深刻哲理。“意境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的特构,无论是对于诗词、绘画、音乐,还是对于园林乃至盆景的创作来说,都能赋予灵魂,灌注生气,化景物为情思,变心态为画面,使作品近而不浮,远而不尽,意象含蓄,情致深蕴,从而以其特殊的美的魅力,引人入胜,耐人寻思。”.是否强调审美意境的创造,是中国园林和西方园林、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的重要的区别之一。

    中国园林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条联系的纽带,遵循“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表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与协调。

    二西方园林艺术对中国园林的影响
    明清之际的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西方哲学、科学和文化艺术。园林建筑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之一,自然成为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传教士到中国,首先在传教地建立教堂。据档案记载,康熙时期全国各地的新旧教堂多达30座,分布于北京、山东、安徽、江苏、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湖北、陕西、河南等省份。北京宣武门教堂——南堂,是汤若望在顺治七年(1650年)春,依中国式建筑风格建造的,但“堂牖器饰……亭池台榭,式仿西洋,极其工巧”。并设有喷水池,“左池水上高三四尺,石池水四道,上喷高四五尺”。教堂内的建筑装饰和喷水池带有西洋园林的特点。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徐日升与闵明我将其改建成欧式。

    1.私家园林艺术中的异质文化因子。

    明清之际的江南私家园林受到西洋建筑的影响,在建筑小品的装饰和细部做法上模仿西方园林,如西式的石栏杆、西洋的套色玻璃和雕花玻璃等西洋异质文化因子悄然出现。

    据袁祖志所写《随园琐记》中记载清代文人袁枚在南京的随园,“‘书仓’之东厢曰‘琉璃世界’,为室二重,窗嵌西洋五色玻璃,光怪陆离,目迷心醉”。

    扬州的“江园”,江方伯建于乾隆年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改为官园。园中有一幢五间的敞厅,乾隆皇帝赐名曰“怡性堂”,“堂左构子舍,仿泰西营造法”。堂前敞后荫,两面夹山,“左靠山仿西洋人制法,前设栏楣”,模仿意大利山地别墅园的逐层平台及大台阶的做法,“构深屋,望之如数十百千层,一旋一折,目眩足惧,唯闻钟声,令人依声而转。盖室之中设自鸣钟,屋一折则钟一鸣,关捩与折相应。外画山河海屿,海洋道路。对面设影灯,用玻璃镜取屋内所画影。上开天窗盈尺,令天光云影相摩荡,兼以日月之光射之,晶耀绝伦”。这是模仿当时盛行于欧洲的巴洛克式建筑的所谓“连列厅”以及用大镜子以扩大室内空间的“镜厅”做法。

    扬州的“黄园”,为黄氏别墅,与“江园”相接。其中三层楼房的“澄碧堂”是模仿广州欧式建筑十三行的建筑立面,大量使用西洋建筑中的玻璃装饰,玲珑剔透。“盖西洋人好碧,广州十三行有碧堂。其制皆以连房广厦,蔽日透月为工。是堂效其制,故名澄碧堂。”

    扬州的另一处园林景观“石壁流淙”,其一幢建筑物内“榻旁一架古书,缥缈零乱,近视之,乃西洋画也”。是由于墙上绘西洋壁画,绘画运用焦点透视法因而显得景物逼真,人仿佛可以走进去。徐履安“丁丑间(乾隆二十二年)为园……作水法,以锡为筒,一百四十有二,伏地下,上置木桶,高三尺,以罗罩之,水有锡筒中行至口,口七孔,孔中细丝盘转千余,其户轴织具桔槔辘轳关捩努牙诸法,由机而坐,使水出高与檐齐,如趵突泉,即今之水竹居也”。使用龙尾车操纵水源的方法制做西洋式喷泉。

    西洋园林的元素在江南私家园林中基本上运用于园林的建筑装饰中,在园林建筑形制、建筑装饰中部分吸收外来因素。

    2.皇家园林中的西洋园林。
    受西洋园林影响最为显著的当属皇家园林,它不仅在建筑的局部采用西洋建筑手法,而且在园林的立意、布局、建造中照搬西方园林,甚至用西方人设计园林,大规模成群兴建西方风格的园林建筑。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则是圆明园的西洋楼。乾隆皇帝从郎世宁进呈的西洋画中看到西方园林中的喷泉图样,很感兴趣,便征召西洋传教士修建,最后由郎世宁推荐传教士蒋友仁在长春园的北侧建成了第一座大型喷泉,“乾隆见而大悦。长春园中之其它欧式建筑及水法兴建约始于此时”。乾隆皇帝于是命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和蒋友仁等在长春园修造西洋楼。

    西洋楼景区内欧式建筑、喷泉、迷宫、雕塑、绿篱、水池等西方园林要素一应俱全,从平面布局到各造园要素的具体形象均接近于法国古典主义造园风格。全园共有7组欧式建筑,从西向东依次为:谐奇趣、蓄水楼、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观水法。平面布局体现轴线对称特点,景区的主要道路均为直线,主要景点的人工水池也都是规则的几何形状。建筑采用西洋建筑风格,高大的大理石建筑、跌落的台阶、华丽的装饰,充分体现了巴洛克和罗可可的建筑风格。建筑的平面布置、立面柱式、玻璃门窗、栏杆扶手等,都是西洋做法,细部装饰为西洋雕刻中夹杂着中国民族花饰。园区中心的“大水法”为西洋楼的主要景观,仿西方园林的喷泉,大水法主建筑为一巨型石龛,前面有狮子头喷水瀑布,成7级水帘。大水法的左右前方,各有1座大型喷水塔,塔身方形,共13级。并运用西洋机械引水。在绿化方面同样采用西方园林方法,修剪整齐的草木、花草铺成的花坛、建筑西方花园内常用的迷阵(Maze)景观——“万花阵”。“西洋楼”是西方园林在中国第一次较全面、较完整的引进,代表着18世纪东西建筑文化和造园艺术交流的成就,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皇家园林建筑室内采用了西方建筑风格的装饰,据档案记载圆明园早在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间,曾在圆明园后殿仙楼下安设了一樘楠木边双园玻璃窗cl,雍正五年在万字房(万方安和)对瀑布仙楼的窗户上,还用了长4尺4寸、宽3尺2寸5分的大块玻璃cm。并吸收西洋教堂天顶画、全景画的装饰手法而变通为中国式的建筑装饰手法——通景画,在清代皇家园林中的圆明园、紫禁城内的建福宫花园和宁寿宫花园内大量出现,绘画采用了透视的画法,有极强的立体效果。

    以上所说的私家园林和皇家园林现在虽已不复存在,而通过文献记载和园林遗迹可以看出,西方园林要素曾出现在明清之际的中国园林中。它的引入,拓展了国人的视野,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丰富了中国造园艺术手法。
    三西方园林艺术对中国园林影响的探讨

    随着西方建筑文化的传入,清代园林中出现了许多西式景观和装饰艺术。然而,这些异质因子一般都体现在园林细微之处,出现在建筑的局部装饰和园林的小品中,这并没有改变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格局,明清园林主体建筑及整体风格则是保持中国式的,即使是最完整、全面地模仿西洋园林的典范——圆明园中的西洋楼,也仅占圆明园总面积的百分之二,作为聚景园林中的一个景观。且被置于全园也就是圆明、长春、万春三园的东北角,并在它与园内其它中式景观之间加土丘以为隔绝,成为一个独立的景观。

    这种艺术风格折射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冲突。

    其一,中国固有文化的传承性。几千年的中外文化不断交融,影响中国最大的外来文化,东汉末年的佛教和明清以来的西学,都没有影响到中国文化本体的根本改变。中国人从来都是以外来文化服务于中国的本体文化,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实现自我的再生和创新。在明清中国人的眼中,西洋建筑就像西方的自鸣钟一样,属于“奇技淫巧”一类,仅仅作为赏玩的对象而已。西洋楼的建造很大程度上源于乾隆皇帝对西洋画中“水法”的兴趣。

    中西文化由于伦理观、价值观等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当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外来文化就必须让步,就像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利玛窦等人为了传教的顺利进行,改变了固有传教的方式,制定并推行了天主教儒学化以及科学传教的方针。在西方园林艺术的东渐过程中,当西方艺术与中国古典艺术出现相抵触的元素时,也不免要采取本土化的变通方式。西洋楼这样纯西式的建筑在细节处理上也不免使用中国古典园林的元素。西洋楼在主轴景观的处理上,并没设置成像西方庭园一眼望到底的直线,而是沿用中国传统的造园手法,被建筑物有节奏地分作三段,西洋楼建筑群同样地把一长条园景分成几个院落,避免拉丁庭园一望无际之感。西方古典主义花园中必不可少的人体雕像在西洋楼中却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传统的祥禽瑞兽:大水法前的水池中的主雕是一只象征福寿的梅花鹿,谐奇趣和海晏堂前的主雕是寓意吉祥的翻尾鲤鱼,海晏堂正面的大水池左右两侧的铜铸喷水雕像则改用中国传统的12生肖。

    其二,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往的桥梁和纽带,传播宗教是其目的,而科学文化的介绍只是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其次,文化交流的范围狭窄,产生的社会影响不大。由于闭关自守政策和文化专制制度,阻碍了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西学的传播仅限于上层文人,入清之后,更囿于宫廷之内,社会影响面较小。西方园林艺术的影响也仅限于部分地区的少数园林及皇家园林中。

    其三,中西园林的造园思想和园林特点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西方园林强调改造自然,透视感强,平坦开放、一览无余。西方古典主义园林的审美标准,和当代的建筑一样,是以追慕古罗马严格的几何构图和宏伟的气派为原则。中国园林强调效法自然,遵循“虽由人作,宛自天开”造园原则,布局自由流畅,旷奥兼得,虚实相生。中国古典园林崇尚自然的造园原则及追求“诗情画意”美学意向,顺应了园林“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需求。而人工的、几何的、规则的西方园林不符合中国文人的“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审美裁判。

    中国古典园林的自然性顺应了造园的要求,所以能为西方所接受,具有中国趣味“英中式”园林在17—18世纪英法等地出现。而西方园林的理性化,与中国园林“犹若自然”的造园理论相抵触。因此,明清之际,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西方造园的艺术亦影响到造中国古典园林的建造,但这种作用是表面化的,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古典园林的构思,没有在整体布局、设计上改变中国古典园林以自然为楷模的设计理念。

    西方园林对中国园林的影响反映出中国文化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也反映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