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防火标志到建筑装饰 ——兼论鸱吻形象在徽州的发展演变

小熊

　　鸱吻也写作鸱尾。《辞源》中解释为:“宫殿屋脊正脊两端构件上的装饰”。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鸱吻的文字,最早大约出现在东汉的《汉记》中。据记载汉代建筑中曾有一个著名的柏梁台,汉武帝元鼎二年春在长安以香柏为梁建成。太初年,这一建筑遭火灾而毁。《汉记》中记柏梁台失火之事说:“柏梁台灾后,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象于屋,以厌火祥。”古代人认为鸱吻乃水精,能辟火灾,所以常把它的雕像安放在建筑物上,寄托防火的寓意。而在古印度的神话传说中,也有一种类似的动物,它长鼻利齿、鱼身鱼尾,梵文称makara,汉译作摩竭、摩羯、摩伽罗等。它曾被人们认为是河水之精,生命之本,有着翻江倒海的神力。在印度古老的绘画或雕塑中,摩竭常常成为水神瓦鲁那(Varuna)的坐骑,具有灭火的神力。
　　明朝李东阳在《怀麓堂集》后稿十二《记龙生九子》中说:“龙生九子,蚩(鸱)吻平生好吞,今殿脊兽头,是其造像。”因为把鸱吻说成是龙的第九个儿子,所以又有龙尾或龙吻之称,但龙吻只能用于宫殿建筑,民间建筑上不允许乱用龙形,所以民间的龙吻也就千变万化。明代陆容写的《菽园杂记》记述的掌故多是江南之事,其中载有:“鳌鱼,其形似龙好吞火,故立于屋脊上。”据于此有说法认为江南一些地区管这类吻兽叫做鳌鱼1。
　　一、防火与防火标志
　　早期鸱吻被装饰在建筑物上是因为在遇到雷电时,它可以接收电荷,并产生放电,电流在击毁鸱吻之后消逝,不再影响他处而引起火灾。这在历史文献中有过不少记载,如《晋书·安帝纪》载:“义熙六月(405年),雷镇太庙鸱尾。”在《明史·五行志·雷震》中,鸱吻被雷击而没有引起火灾的事件就有6次。因为鸱吻在古建筑的最高处,遇到雷雨时往往首先遭到雷击,而它的材料又是琉璃、陶土一类的非燃烧绝缘体,因此即使遭到雷击,也只会震碎而不会引起火灾,所以具有了原始避雷针的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到后来,人们在鸱吻上加了金属导线,就与今天的避雷针具有了相同的作用。法国旅行家卡勃里欧列·载马甘兰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来中国,回国后写了一本名叫《中国新事》的书,其中谈到:“中国屋脊两头,都有一个仰起的龙头,龙头吐出曲折的金属舌头,伸向天空,舌根连接一根细的铁丝,直通地下。这样奇妙的装置,若遇雷电的电流,就会以龙舌头沿线向下引入地底,房屋就不会遭到破坏。”不仅如此,吻兽在建筑上还有其他特殊功能,在古建筑中,正脊和檐角是殿顶两坡的交汇点,下雨时,雨水从交汇点的缝隙很容易渗入。将吻兽安装在此处起到了严密封固瓦垄的作用,这样脊垄既稳固又不会渗水。
　　可见早期鸱吻被安放在建筑物上不仅可以防雷击、避免火灾,在防渗水及保护建筑物安全、完好方面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后来功能完善的避雷针出现并被普遍使用,鸱吻防雷击的作用便逐渐弱化了,但从文化意义上看,它可以避免火灾的功用却被进一步加强,并成为一种固定的观念,直至变为一个防火的标志,徽州建筑装饰中的鸱吻便体现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徽州建筑多为木结构设计,历史上屡遭火灾之祸。明末祁门六都的一场火灾几乎将几代人积累起来的财富化为灰烬,更使得六都程氏宗族从此走向衰落,所以徽州先民特别重视防火。明程且硕在《春帆纪程》中描状徽州古民居的聚落景观时说“乡村如星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黛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
　　在徽州建筑中,祠堂、社屋、门楼、门罩上多安装脊兽鸱吻或鳌鱼,这充分体现了人们祈求水神保佑平安,防止火灾的心理愿望。另外,在徽州流传已久的防火语言“鳌鱼吐水”、“鳌鱼吞火立屋脊”等也体现了人们朴素的防火思想。从物质与意识的衍生形态来分析,这是文化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反应,其产生和延续大都以世俗生活为背景展开,又以精神寄托为主要目的,透射着浓厚的民俗特征与彼岸精神。传统观念中的敬火、防火思想被寄托在鸱吻、鳌鱼等物化形象上,使这种充满着彼岸精神的朴素信仰呈现出特殊的民俗特点,最终以直白的生活习惯表现出来。同时将鸱吻或鳌鱼做为建筑的装饰物也丰富了屋顶和门楼的艺术形象,展现出美观奇幻的视觉效果。
　　二、文化心理与建筑装饰
　　在物质形态的变迁与人类文化接受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断层,即二者的发展、变更速度不处于同一阶段,究其原因是人类传统思维的历史积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物质形态的层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人们已经形成的思维模式却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变,甚至恒定不变。这种文化形态便体现在对于鸱吻形象的认同上。即当鸱吻的防火作用随着科技的发展逐渐消退后,其文化内涵却逐渐升华,在徽州这种升华的表现过多地寄托在鳌鱼形象上。
　　唐宋时皇帝殿前陛阶上镌有巨鳌,翰林学士、承旨等官朝见时站在陛阶的正中,故称入翰林院为“上鳌头”,后来称状元及第为“独占鳌头”。徽州是一个文化之邦,人们非常重视教育,书院教育更是徽州教育的特色之一。歙县雄村的竹山书院是一座集学堂、园林于一体,构筑精美的建筑群。仅清一代就出了52个举人,因此也被誉为科举摇篮、儒学圣地。在书院门楼三层的四个檐角、二层的四个檐角上各饰有一只精美的鳌鱼。前文已述,鳌鱼本是人们寄托防火心理和火患意识的一个物化形象,在书院建筑上设制这样的装饰物,不仅体现了人们祈求神灵保佑书院免遭火灾劫难的愿望,同时也蕴含了浓厚的教育文化气息,表达了对读书人能够出人头地的美好祝福。
　　人类的信仰始于早期的自我认同,这种信仰不仅来自周围的现实生活,还包括他们心灵深处的希望。而这些希望常常以生活中的很多习惯为依托得以实现。在徽州人的心灵和思维深处,防火心理、火患意识与读书入仕、出人头地的观念叠合在一起,在长期的生活磨砺和探索中,这种信仰被赋予给了鳌鱼,即在鳌鱼已有的防火功用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读书重教的信念。这里不仅反应了人们对鳌鱼装饰的多重喜爱心理,也使其具有了更加丰富的文化意义。
　　江村是徽州古村落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它背依金鳌山,其江氏称“济阳江氏金鳌派”,村中溥公祠前的进门楼是三层五凤楼造型,飞檐翘角,雄伟壮观。每个翘角上都有一条倒置的鳌鱼,口含檐角尾朝天,由于年代久远,十几个翘角上的鳌鱼现只剩下一条是完整的。而这条鳌鱼的造型也特别高大,引人注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传统观念的更新,徽州人古老意义上的物质崇拜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即由原始的图案、物化崇拜升华为精神、意念上的意识崇拜,物的概念渐趋弱化,甚至消失,而精神的元素不断扩大,成为占主体的部分,所以原始的物质形象便不断丰富、发展,并被赋予更多的观念意义,这些意识形态隐含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类生活的一种习惯,最终归于生活的常态。古代徽州人在建筑结构设计中,不仅考虑建筑本身的使用功能,还充分注意了建筑结构的整体美观度与视觉艺术,特别是他们将防火文化、求知观念融入到建筑思维中,体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纵观鸱吻、鳌鱼的演进过程,经历了一个由防雷、防火、祈福向建筑装饰化方向发展的漫长阶段。而这种装饰化正是地域文化与艺术的反映。在徽州文化与艺术的融合中,古老的消防文化体系和教育观念以其独特的姿态呈现给世人,它将防火、敬火的观念、读书求知的愿望以物化形态的方式“雕刻”在古徽州建筑上,充分体现了民俗习惯与文化形态、宗教信仰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