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经出现的背景

白羽衫

刻经出现的背景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继战国之后又一个“痛苦与探索”的时代。北方的中国，先后有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南下进入黄河流域，为争夺地盘，他们之间进行了长达300年的大混战。战争把人们推向灾难的深渊，然而却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开拓出一个中西文化、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壮观场景。其中，佛教及其思想、文化、艺术的活跃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人中土，直到汉末影响甚微。三国时期，陆续有西域、印度僧人来内地译经传教，一时间，佛教很快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流布。至两晋南北朝，大小乘各部派经、律、论的大量翻译，促进了佛学研究的开展。佛教义理多层次、多角度的阐释，使佛的影响愈来愈深人人心，上自帝王，下至百姓，无不以礼佛为先。

    北朝诸帝好佛是闻名于世的。北魏建国之初，“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至太祖道武帝始与佛事过从渐密，“帝(太祖)好黄老，颇览佛经。但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然时时旁求”，见沙门无不行礼，封沙门法果为“绾摄僧徒”的道人统，以期利用他来收揽人心，完成统一大业。公元398年，道武帝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北方大半已统握在他的手中，天兴元年(398)诏令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太宗明元帝亦一如其父，崇佛有加。太宗死后，世祖曾一度灭佛，对佛教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打击。但文成帝即位后，立刻下令重振佛教。顷刻间，庙宇再起，沙门重聚，佛像复树，寺塔又立。孝文帝笃佛尤深，他不仅建造了大量塔像，于永宁寺设法供，度良家男女为僧尼百余人，还亲为剃发。史载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善读《庄》、《老》，尤精释义”，福、禅之外，又重义学，此乃北魏诸帝中首要一人。孝文帝在乎城时，京城内寺、所百余，僧尼2000人；四方寺院6478座，僧尼77258人。迁都洛阳后，洛阳很快成为北方佛教中心，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详实地记载了当时洛阳佛教的盛况。世宗宣武帝更是崇好佛理，《魏书·释老志》载，他每年都于禁中亲自讲解经论，并组织天下名僧讨论编写佛教义旨，名曰《内起居》。他在洛阳城内修建的瑶光寺，内有五层浮图一所，去地五十丈，又于景明年间在城南修建了景明寺，方五百步，堂观一千余间。城西的永明寺房庑一千余间，专门用来招待各国来洛的沙门三千余人。外国沙门来洛目睹瑶光、景明、永明三寺胜状，无不惊叹说是到了“佛国”。宣武帝还在洛南伊阙山依平城武州山石窟式样开凿佛像，成为北朝以来由皇室主持开凿的又一处大规模佛教窟像群雕。孝明帝之世，其母胡太后擅政，母子均笃佛如痴。在建造永宁寺时，太后亲率百僚表基立刹，殿堂、楼观、僧房庄严富丽，金碧辉煌。西域僧人观后，惊赞不已，谓想象中的“须弥”、“兜率”也逊此三分。上既崇之，下弥企尚，北魏诸帝的好佛，使佛教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昌盛局面。《洛阳伽蓝记序》描写说：“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魏书·释老志》曰：“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这一惊人的数字，表明北魏佛教空前之盛。

    北齐国祚虽短，然崇佛之风不衰。于甘露寺，对僧稠大师笃敬殷重，并从其受菩萨戒法，将国储三分之一供养“三宝”。其信佛如此，古今罕见。武成帝邀请慧藏于太极殿开阐华严，达官显贵拜佛者数十人，如赵郡王高散、平原王高隆之、淮阳王高阿那肱以及娄散、唐邕、高元海等等。邺都(今河北省临漳县邺镇)有寺院千余所，塔刹林立，名僧如云。天统四年(568)，后主以并州尚书省置大基圣寺，晋祠为大崇皇寺；幼主“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据统计，当时全国有寺院4万，僧尼200余万，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样的比例，可以想象当年全国上下除念经礼佛之外，没有别的事可以出现如此的盛况，北齐真正是外国僧人惊讶的“佛国”了!

    北周除武帝禁佛外，其他皇帝信佛虽不及北魏、东魏、西魏、北齐，而“广开解脱之门，洞启菩提之路”，仍是他们最乐意而为之的。

    佛教的传播离不开佛经的翻译，我国大量翻译佛经是在三国、西晋时期。当时，北方的洛阳和南方的建康是两个译经中心。据唐《开元释教录》载，曹魏时共译经12部18卷，西晋时共译经333部590卷。北朝的佛事活动，虽说主要表现在禅修上，其实译经的影响也相当大。北魏从事翻译佛经的有昙曜、吉迦夜、昙摩流支、菩提流支、那连提黎耶舍、达摩流支等12人，共译出佛典83部274卷；北齐有译经师2人，译出佛经8部52卷；北周有译经师4人，共译出佛经14部29卷。这些译经师中，最著名的首推菩提流支。他在北魏、东魏的20多年间，先后译出佛经30多部100多卷。他所译的《人楞伽经》、《解深密经》、《十地经论》都是著名的典籍，曾深深地影响着北朝义学乃至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与发展。佛教义学的发展，是南北朝佛教的一大特点。唐僧神清《北山录》卷四日：“宋人、魏人，南、北两都。宋风尚华，魏风犹淳。淳则寡不据道，华则多游于艺。”

    事实上，北方在孝文帝时期，义学已很流行。北魏晚期“道学如林，师匠百所”。至北齐，义学再炽。《续高僧传》卷六《释真玉传》云：“齐天保中，文宣皇帝盛弘讲席，海内髦彦咸聚天平。于时义学星罗，跨轹相架，……常徒学士几百千人。”《靖嵩传》也载：“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东魏、北齐的邺都取代了洛阳的地位，一代中外名僧汇集于此。他们或传译三藏，或开设讲席，研理注经，蔚然成风，佛学各流派逐渐形成。北朝的佛学流派，小乘主要有毗昙、成实派，大乘主要有涅盘、摄论、地论、楞伽、净土派。北方毗昙学较南方更盛，慧嵩是这一学派的著名学者，被称为“毗昙孔子”。毗昙学的传承，直至隋唐而不衰。成实学直接传承于鸠摩罗什，其弟子道登、惠纪等人受孝文帝之邀在洛阳开讲《成实论》，听者千人。摄论学在北方的传播，主要依赖于真谛的学生靖嵩、道尼等人，其义学观点一直影响到隋唐。

    地论学分南北两道，北道出自菩提流支，由道宠始创。道宠的门人学生千余人，为邺下僧徒领袖之一，所传北道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甚大。楞伽学的著名学者，北方有菩提达磨及其弟子道育、慧可，他们在嵩洛、邺都传授教法，成为早期禅宗的祖师之一。涅盘学在孝文帝以后大兴，慧光、法上、慧远皆为当时的大师。北方佛教不单重义学还重实践，开窟造像、修寺建塔是礼佛崇教、修德求功的重要实践内容。寺院佛塔难以保留下来，石窟造像却成了今天人们值得自豪的辉煌的文化艺术宝藏。中国著名的三大石窟，有两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始开于此时。此外，巩县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河北响堂山石窟、安阳小南海石窟也都是北朝著名的艺术杰作。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时期，由沙门统昙曜主持，为道武、明元、太武、景穆(太子晃，文成帝之父)、文成五位皇帝而开。窟内所雕佛像高度都在朌叫0尺间，气势之宏，雕刻之精，世界罕见。文成帝之后，历代凿窟相延，现存50余窟，绵延长约2里，大小造像5万余尊，形态各异，精细绚丽，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高超的艺术水平。龙门石窟动工于宣武帝景明初，终魏之世23年，用工80余万。现存包括后世开凿的石窟共29-洞窟，2100多龛窟，造像10万余尊。河南巩县石窟是由皇室亲贵所开，现存5个大窟，时间大约在北魏晚期。天龙山石窟共21窟，始凿于东魏末，北齐、隋、唐也有动工，以北齐作品最为精湛。响堂山石窟有3处，南、北响堂寺共7窟，小响堂(水峪寺)2窟，都在北齐邺都附近，也是北齐皇室的佳构。小南海石窟亦为北齐开，这里是著名的宝寺所在。

    远离市井，依山傍水，大规模开窟造像，主要是为“禅观”，但也有为了“禅居”，这是北朝佛教行为的重要内容。北朝后期，造像之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事佛形式和内容，这就是刻经。至隋唐，刻经甚至作为一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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